小悅悅事件：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的后遺癥開始后可能會爆發

2011-10-20 22:36?出處 溫州視線

　　小悅悅事件中18個路人見死不救，和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的法官有關，說小悅悅事件是前面幾個案件的后遺癥一點也不夸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懦弱每個人都有，加上法官的支持，自然就成了冷漠如僵尸了。

　　彭宇案天津許云鶴案經過看了好多次，想了好多次，終于我想到一個重大的問題：為什么這幾個家屬會這么無情把彭宇、許云鶴告上法庭并要求賠償，因為彭宇、許云鶴他們做了一件令他們非常痛恨的事情，就是救下了老人。

　　這兩個家庭不僅窮，而且沒有孝心，恨不得老人早點死。本來老人這一跤摔下去，沒有人扶起就可以死翹翹了，可是彭宇、許云鶴偏偏“多管閑事”，救了她們，家屬當然非常憤怒。本來可以省心省事了，你偏來破壞，你愛管閑事，那就讓你付醫藥費吧，于是就千方百計一定要把做好事“告成”肇事者。事情也碰巧，那幾個法官剛好也是痛恨父母希望老人早點死的（可能他們的父母早摔死了），和封建社會會那種狗屁不通的縣太爺一樣的，臭味相投，狼狽為奸，于是就有了彭宇、許云鶴做好事要賠錢的案件。

　　10月13日下午5時30分許，一出慘劇發生在佛山南海黃岐廣佛五金城：年僅兩歲的女童小悅悅走在巷子里，被一輛面包車兩次碾壓，幾分鐘后又被一小型貨柜車碾過。而讓人難以理解的是，七分鐘內在女童身邊經過的十幾個路人，竟然對此不聞不問。最后，一位撿垃圾的阿姨把小悅悅抱到路邊并找到她的媽媽?，F在小悅 悅在廣州軍區總醫院重癥監護室，搶救了7天仍然生死未卜。
一個文明的社會，當孩子罹難災禍時，我們本該不顧一切將其護佑懷中，讓孩子盡可能遠離災難。當兩歲小悅悅被兩車四次碾壓后，她脆弱無辜的小生命多么渴望路過的大人能施以援手，哪怕能有人打一個報警電話，但當一個、兩個、三個……18個人從其身邊走過，18次希望變成18次失望，不經意看一眼、視若無睹、繞過、經過回望、不停步……這是視頻中依次18個冷漠的表情。慶幸的是直到第19個出現，一位撿垃圾的阿姨把孩子抱到路邊，然后奔跑出去，找到那位幾近瘋狂的母親。
這樣的一幕讓人發冷心碎，這么多人的無動于衷擊穿了我們內心的點滴良善，撕破了我們偽裝的悲憫。面對那18位冷漠的看客，看到這則新聞的你我他，誰敢保證自己不會是他們中的一個?在一個道德缺失的時代，當社會失去了起碼的信任，當我們大多數人的血里已是沒有溫度的心靈，我們拿什么來敢于行善，那雙本想伸出的手早已硬生生被庸俗的現實砍斷。
這樣的冷漠也許我們太習以為常了，是的，扶起倒地的老人也許會被訛上，做好事也可能會給自己帶來意想不到的麻煩，好心常常被劃出傷痕。我們常常為自己的自私找到借口，為自己的麻木找到理由，但生命面前，哪怕還有一厘米的良心，我們都不該為自己的冷漠找借口，正如很多網友所說的，打一個報警電話總可以吧。
社會的冷漠不是一兩天煉成的，人和人之間猜疑戒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我們恪守的信條，冷漠是習慣性的、下意識的、報復性的、是可以傳染的，它就像一種瘟疫慢慢地擴散、蔓延、侵蝕我們每個人的肌體，直至我們彼此互相傷害，誰又敢說明天小悅悅的悲劇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呢。誰都不是一座孤島，可以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這個社會的一份子，我們都無法超脫世外。
不能因為受過傷害，遭遇過黑暗，我們就拒絕光明。在鄰里或路人危急的瞬間，我們能否對他人報以微笑施以援手，能否讓同情代替冷漠，能否多一點悲憫善意，多一點光明，為了別人，也為自己。一個孩子的悲劇以這樣的形式讓我們牢記，無疑這是社會的悲劇，但愿還在昏迷中的孩子能原諒我們這些冷漠的看客。
為什么沒人再做好人---- 彭宇案最終結果 南京彭宇案始末曝光
判決結束后，彭宇一臉郁悶地站在法院門口
南京市鼓樓區法院對彭宇案做出了一審判決，稱“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裁定彭宇補償原告40%的損失，即45876元，10日內給付。
判決書中還稱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醫院，而可以“自行離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
兩個月前庭審期間堅持“以后碰到這種事還會出手相助”的彭宇，在昨天走出法院大門時也沒有了當時的堅決，“再不會這么沖動了，”他說。
此案唯一目擊證人陳先生高呼：“朋友們，以后還有誰敢做好事?”
彭宇已因此失業
開庭前彭宇見到記者，他說自己為了這個案子已經丟了工作：“從7月6日最后一次開庭以來，我還一直沒有去上班。這個事情沒有了結之前，我沒有心思工作。一個星期之前，我正式辭去了工作。”
彭宇和律師高式東對判決結果的預計都比較樂觀，“這個案子我覺得勝訴的可能性比較大，因為僅從證據角度出發，老太太并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自己的觀點―――是彭宇撞倒了她。”高式東說，“因為民事訴訟的原則就是這樣：誰主張、誰舉證。老太太說是彭宇撞倒了她，那她就得拿出充分的證據來證明，而不用彭宇找出證據證明自己沒有撞。”
但他們沒有想到的是，法院用邏輯推理和分析的方法做出了認定和判決。
判決書：從常理分析……
首當其沖的就是核心問題：彭宇和老太太到底有沒有相撞?
鼓樓區法院認為，老太太是與彭宇相撞受傷。理由是：“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分析，老太太(原文為“原告”)倒地的原因除了被他人的外力因素撞倒之外，還有絆倒或者滑倒等自身原因情形。但雙方在庭審中均未陳述存在老太太絆倒或滑倒等事實，故根據本案現有證據，應著重分析老太太被撞倒之外力情形。”
判決書繼續說：“人被外力撞倒后，一般首先會確定外力來源，辨認相撞之人;如果撞人之人逃逸，作為被撞倒之人的第一反應，是呼救并請人幫忙阻止。本案事發地點是公共場所的公交站臺，且事發時間是視線較好的上午，事故發生的過程非常短促，故撞倒老太太的人不可能輕易逃逸。而根據彭宇自認，其是第一個下車的人，從常理分析，他與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較大。”
法院認為，如果彭宇是見義勇為做好事，“更符合實際的做法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是好心相扶。”
“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據社會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達后，其完全可以說明事實經過并讓老太太的家人將她送到醫院，然后自行離開。但彭宇未作此等選擇，他的行為顯然與情理相悖，”判決書寫道。
“如果不是他撞的，應該不會墊錢”
在和老太太家人一起將老太太送到醫院后，彭宇曾掏出了200多元錢給老太太的家人交醫藥費，彭宇的解釋是，“當時老太太家里人急著給老人看傷，又說沒帶錢。這樣我才把錢給了他們，他家里人當時還說要給我打欠條。”而現在這成了他有責任的證據之一。
判決書作了這樣的表述：“在事發當天，彭宇曾給老太太200多元錢，且此后一直未要求老太太返還。關于彭宇給錢的原因雙方說法不一：老太太說是彭宇先行墊付的賠償款;彭宇認為是借款。”
“彭宇和老太太素不相識，一般不會貿然借款。即便如彭宇所說是借款，在有承擔事故責任之虞時，也應當請公交站臺上無利害關系的其他人證明，或者向老太太家屬說明情況后索取借條或說明。但彭宇在本案中未存在上述情況，而且在老太太家人陪同前往醫院的情況下，由他借錢給老太太的可能性不大。”
“而如果撞傷了他人，則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墊付款項，”基于上述判斷，法院認為，可以認定這200多元錢并非借款，而是賠償款。
雙方均無過錯
“本案中，發生事故時，老太太在乘車過程中無法預見將與彭宇相撞;同時，彭宇在下車過程中因為視野受到限制，無法準確判斷車后門左右的情況，故對此次事故，彭宇和老太太均不具有過錯。”
但沒過錯并不代表不負責任。判決書認為：“本案應根據公平原則合理分擔損失，本院酌定被告補償原告損失的40%較為適宜。被告彭宇在此判決生效的10日內一次性給付原告人民幣45876元;1870元的訴訟費由老太太承擔1170元，彭宇承擔700元。
法官在宣讀完判決書后即刻離開法庭，彭宇也隨即被攝像機包圍?，F場一片寂靜，眾記者在瞬間竟沒有人發問，只是把目光和話筒遞向了埋著頭的彭宇。
“意料之外，”高式東律師說了一句話后，便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彭宇還是一言不發，眼眶卻已開始泛紅。過了好一會兒，他低聲說：“我要找說理的地方。”
高式東律師在被問到如何評價結果時，用了“沒有以事實為基礎”籠統作答。對于是否上訴，他表示將在與彭宇再行商議后決定。
一直為此案出庭作證、也是此案唯一證人的陳老先生依然出現在旁聽席上。“我之所以一直堅持作證到現在，完全是憑著自己的良心和當天我的親身經歷。”陳老先生在庭前說，他也希望今天能看到一個結果，還事實一個公道。但陳老先生失望了，他的情緒甚至比彭宇更激動：“朋友們，”他大聲對著攝像機說，“以后還有誰敢做好事?”
彭宇案后遺癥凸顯社會悲哀:功利性成現代生活主導

8月22日，二審庭審后，天津“彭宇案”主角許云鶴(右一)接受媒體采訪。(資料片)
事情已經過去幾天，武漢漢陽知音西村菜場喧鬧依舊。住得離此地僅100米遠的87歲老太周菊貞每天仍要從這里走過，但她始終不能相信，就是在這里，身為軍醫一輩子救死扶傷的老伴跌倒后就再也沒有起來。
“如果有人上去扶一把，事情可能就不是這個樣子。”她喃喃自語。
比老伴周菊貞還年長一歲的李普(音)，9月2日清晨在這里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那本是普通的一腳踩空，但它很快出離了人們的想象：沒有任何一個人走上前扶一把，呼吸道被鼻血堵塞的老人，在倒地一個多小時后窒息而亡。
輿論頃刻被點燃，人們很快想起了此前的“彭宇案”。就像4年前彭宇一審被法院究責時人們驚呼“社會到底倒退了30年”那樣，輿論仿佛看到了“惡因”種下的“惡果”。簡單的類比之后，人們斷定這不是李普老人一個人的悲哀，而是整個社會的悲哀。
9月2日清晨，武漢88歲高齡的李普(音)老人突然摔倒在散步途中。這本是普通的一腳踩空，但它很快出離人們的想象：沒有任何一個人走上前扶一把，一個多小時后，老人窒息死亡。輿論頃刻被點燃，人們很快想起了此前的“彭宇案”。在一些人看來，李老先生在生命關頭所遇的冷漠，恰是“彭宇案”這一“惡因”種下的“惡果”。一次不足以致命的摔倒，何以讓一位并無病史的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如何克服“救助者恐慌癥”?個人如何在履行道德義務的同時，避免遭受誤傷?
一場不該發生的悲劇
“也不是不扶，好多人都是經歷過教訓的，還有人這樣講，就是說他年紀大了，不知道把他翻過來是好是壞。”
幾天來，周菊貞老人的思緒總會回到9月2日的早晨。那本是平淡無奇的一天的開始，但一次小小的意外，徹底改變了一切。
老伴，88歲的退休老軍醫李普，生活安定而閑適。這天6：30左右走出家門時，一切都像是往日的重演：穿過宿舍區邊上的菜場散散步、遛遛彎，差不多7：30左右到家，回程買一點青菜或水果。
早上8點左右時仍不見老伴歸來，周菊貞稍微有點擔心。但她還是與兒子坐到了餐桌前，在心里自我安慰，“雖說已經88歲了，但他的身體一向很好，沒有什么病。”
這時候，自家樓下的一位汪姓街坊突然前來敲門，“爹爹(武漢當地對老人的習慣稱呼)摔倒了。”
周菊貞和兒子扔下碗筷就往菜場跑。
李普老人的兒子后來才知道，是因為鞋子破了，父親才一下被絆倒的。
“時間剛好7：30，他迎面摔倒后想自己站起來，但好像力氣不夠，起不來。頭部下面流出血后，就沒怎么動了。”菜場一位賣蓮蓬的易姓婦女目睹了事情的整個經過，“這期間市民來來往往，但大家僅僅是圍觀，沒有一個人敢上前扶他一把。”
“也不是不扶，好多人都是經歷過教訓的，還有人這樣講，就是說他年紀大了，不知道把他翻過來是好是壞。”
有人打了110、120。家住老人樓下的汪阿姨聽說菜場那里一位老大爺摔倒了，派出所的人都來了，湊上前去一看是李老先生，趕忙跑回宿舍區報信。
李老先生的兒子8：20趕到現場，遠遠就看到里三層外三層至少百名市民圍在一起，躺在人群中間的父親，俯臥在地，口鼻處有一攤凝固的血跡。
8點40分左右，在接到救助電話26分鐘后，120救護車趕到，李普老人被送往漢陽醫院。
10點多，李大爺的女兒、女婿等趕到醫院，他們的父親已經去世了。醫生宣布，因呼吸道被鼻血堵塞，李老先生系窒息而死。
越來越復雜的簡單問題
老人的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死于圍觀者的冷漠，更多的是膽怯。“大部分人還是有善心的，可能只是缺乏勇氣罷了。”
一次不足以致命的摔倒，何以讓一位并無病史的老人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老人的家人看來，老人顯然不是死于摔傷，而是死于路人的冷漠。
“如果當時有人扶他一把，或者幫他翻個身，他也許就不會窒息而死!”面對老伴的遺體，周菊貞老人悲憤難抑。老人的兒子、女兒、女婿亦不能理解：“難道現在老人摔倒后，就真的沒人敢扶了嗎?難道助人為樂的美德就這樣丟失了嗎?”
這原本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但在很多人看來，它已經越來越復雜了。
前往武漢采訪的中央電視臺記者王涵注意到了類似的困局。
同樣在武漢，8月28日，當地媒體報道了這樣一件事情：騎電動車的市民胡師傅去扶一位跌倒的老人，但是被老人反咬一口。起初，胡師傅打算花200塊錢了事，但是現場目擊者極力反對，加上路人紛紛指責老人，最終交警把民警叫過來，采信了目擊者的說法，胡師傅這才得以離開現場。
之前的8月26日，發生了一樁類似的糾紛。江蘇如皋一座立交橋上，一位騎三輪車的老人被撞受傷，大巴司機殷紅彬下去攙扶老人，老人卻一口咬定是被他的大巴車撞倒的，雙方各執一詞，幸好警方調取了監控錄像，這才讓事情水落石出。
“如果沒有目擊者挺身而出，沒有監控錄像，我想這個事情恐怕還得再爭上一陣，所以大家在面對這種事情的時候，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猶豫。”王涵認為，老人的死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死于圍觀者的冷漠，更多的是膽怯。“大部分人還是有善心的，可能只是缺乏勇氣罷了。”
“彭宇案”：“墓碑式”的判決?
梳理自“彭宇案”以來的諸多類似案例后，顧駿發現，司法機構對彭宇案的判決難辭其咎。從某種程度上說，之所以會出現彭宇案等案件，是因為功利性目標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生活的主導，甚至是唯一目標。
事情慢慢消停下來的時候，87歲的周菊貞老人第一次知道了“彭宇案”。
4年前，“助人為樂”的南京市民彭宇因被摔傷的老太太咬定“肇事”而被法院究責，一審被判賠償4萬多元。雖然案件最終私下和解，但廣為流傳的這個案件，儼然成為現代版“農夫和蛇”的故事。“彭宇”自此成了一個標簽，很多見死不救的事件都會“鏈接”到2007年南京法院判決的那個案子上。
李普老人悲情辭世的同一天，遠在千里之外的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注意到了另一起看起來一模一樣的案件：下午4時左右，在上海，一名拄著拐杖的老人，摔倒在鬧市區，血流滿面。有許多路人看見，但沒有人上前攙扶，大約過了10分鐘才有路人報警。警察到來后，對老人施救，路人沒有伸手相助。
同一天發生的兩件事讓顧駿覺得，這已不單單是“概率”中的特例。
理應得到全社會救助的老人，緣何成了名副其實的“棄兒”?梳理自“彭宇案”以來的諸多類似案例后，顧駿發現，司法機構對彭宇案的判決難辭其咎。
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他說，“彭宇案”以非常直觀的形式，將轉型期中國社會的失范狀態呈現在世人面前。
“傳統中國相信道德，所謂‘德治’。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國家治理方式的變化，現代中國越來越強調個人的法定權利，由此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道德義務與法定權利發生沖突，個人該作何選擇?”
顧駿認為，從某種程度上說，之所以會出現“彭宇案”等案件，是因為功利性目標已經越來越成為現代生活的主導，甚至是唯一目標。
在顧駿看來，群體道德的滑坡是這樣形成的，首先是功利主義成了人的主導，隨即人與人之間成為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在功利性的主導下，人實際就成為了一個工具，“扶我時是工具，扶完了還有用，就繼續當做工具。”
“這樣的情形是不可能短期改變的”，顧駿說，這時候法律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但很遺憾，“彭宇案的判決負面影響公眾行為選擇”的觀點，在法律界幾成共識。
8月22日，許云鶴案在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跟南京法院判決的“彭宇案”一樣，盡管“不能確定小客車與王老太身體有接觸，也不能排除小客車與王老太沒有接觸”，但天津市紅橋區法院仍一審判決許云鶴賠償王秀芝10.8萬余元。法院在判決中的“主觀推理”———“沒有撞人，怎么會去救助”、“沒有撞著，至少也嚇著了”———成為民眾討伐的重點。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何兵認為這是一種“墓碑式”的判決，它傳遞了一個恐怖的信號———原告承擔舉證責任的原則可以被模糊掉，在雙方都沒有確實證據的情況下，這樣的判例意味著，“沒有證人證明我沒撞的情況下，就算我撞了”。
愛心如何攙扶
“如果一次或幾次不當的判決，就是見義而不為的全部理由，只能證明社會的道德基礎本來就不堪一擊。即使沒有以前的錯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周菊貞老人仍會每日走過宿舍區邊上的菜市場，不斷遇到那些相熟的商販和街坊，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那一天早晨的親歷者。但她和孩子們早已達成了共識，“不想追究任何人的責任”。
“事情已經這樣了，過去就過去吧。”她說。
憂及自己，同樣已經87歲高齡的老人不知道，如果有一天，自己摔倒在地上，別人敢不敢伸手去扶一把。想來想去，她堅決寫下了一紙免責聲明，讓女兒也在上面簽字，在媒體上進行公開：“本人在人行道上摔倒被人施救，施救者免責。”
這會攙扶起愛心嗎?在律師看來，這顯然不是上策。
顧駿說，我們固然不能對彭宇案“以訛傳訛”，放大“救助者恐慌癥”，但不能不承認，“彭宇案”已成判例，即便在中國判例不進入法律，但至少對相似案件的審理，會有參照意義。
“所以哪怕只有一個‘恩將仇報’的老人，哪怕只有一個救助者在證據不明的情況下被判承擔責任，也足以導致大家內心糾結。”
顧駿認為，這實質是轉型期環境中，傳統的道德義務和現代的法律權利發生了碰撞：個人如何在履行自我認同的道德義務時，保護好法律賦予自己的權利，避免遭受誤傷?
也有人在試圖通過其他嘗試去破解這個難題。華南師范大學理論部教授談方在今年3月5日倡導設立了“攙扶老人風險基金”。
“不管是誰，你見到有老人摔倒你大膽去攙扶，由此引發的官司，我們律師免費幫你打，你如果真敗訴了，我們給你賠償。”談方說，基金成立的半年來，已經募集到4萬多元的捐款，60多位律師參與其中，至今已經接觸過三起類似案件。但讓談方沒有想到的是，“攙扶老人風險基金”半年僅成功援助了一起，發放了508元。其余的兩起當事人最終都放棄了法律維權。
北京漢良律師事務所律師胡益華認為，解決這些問題，法律和社會救助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類似彭宇案等，畢竟只是小概率事件。
“如果一次或幾次不當的判決，就是見義而不為的全部理由，只能證明社會的道德基礎本來就不堪一擊。”他說，“如果這樣的風險概率就足以阻止你伸手救人一命，則即使沒有以前的錯判，你也未必打算出手。”
“是時候反思我們的良知本身了。”顧駿呼吁

作者：yujeu